东东之于世界

想必水城以前应该是一座多水的城市吧！虽然不必如威尼斯般漂浮在水上，担着被淹没的风险，但其间横穿而过的小河、小溪应该不在少数才是。

只是到我出现的时候，这里与别处已无太多异样，只是还是留着这么名字给人带来遐想罢了。

每个城市都有自己最繁华的一条街，我们这里也不例外。那条街却有着一个非常俗气的名字，叫做“黄土坡”。以至于每次说起都会让我想到童年的时候有一首爆红的歌曲，是这样唱的：“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大雁从这里风过”，不过我们的“黄土坡”早已没有黄土，但“坡”这个字确实没有辜负。不过在那里，坡是正常的，要真是一马平川，反倒来个稀罕了。

看得出我们的矿务局曾经也是辉煌过的。矿务局旗下有诸多煤矿，什么：红旗矿、大河矿、大湾矿、老乌基矿……对于我们这些矿上的子弟来说，基本上就是身份的代名词了。所以我们在学校认识新朋友的时候都是问：

“你是哪个矿来的？”

要是在以前，矿上的产煤量直接就决定着当地的经济状况。只是二十多年的开采之后，一些矿已经停产，一些已经在倒计时，新的煤矿还在建设中，所以整个集团基本上也就是一个青黄不接的状态中。

不过作为当地最重要的经济实体，矿务局还是扮演着许多的角色。教育就是其中的一个了。依托矿上的资源，以及旗下各矿的丰富生源，至少在我进入高中的那一年，矿务局一种基本上还是代表着少数派荣耀。

我的高中三年，就是在这所中学读过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似乎我所就读的学校都是呆在山顶上的。小学如此、初中如此、高中亦是如此。并且每个学校后面那座山都叫做“后山”，因此按照我的理解，所谓的“后山”，就是指你所在地后面的那座山了。

虽然把自己成为“凉都”，也是同纬度气温最低的地方，但毕竟身处亚热带，雪花对于我们来说，依然不是一件很常见的东西。每年可能下雪，也可能不下，大学则是非常少见了。

高三的生活自然是十分紧张的，于是就需要一些发泄的管道。偏偏那一年的冬天来了一场大雪，当天地一色的时候，人的那种本能的冲动就有释放的欲望。

在这场大雪里，我们班所有的雄性动物（当然不包括偶尔从黑板上面爬过去的那只老鼠），都按耐不住了。一场集体性质的逃课行动就诞生了。

我们绕过废弃的池塘，翻过学校的围墙，就到了所谓的后山。现在想来，好像所有的贵州人都是爬树、翻墙的高手似的，当天还没有一个人没有翻过那座高高的墙。当然所干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创意，无非就是把雪球当作武器相互攻击，或者把冰块放进别人后背之类的把戏。最后跑到山的最高点，高喊：

“喂，你好吗？”

有同学看了看手机，发现有信号，于是又加了几句：

“中国移动通信！”

班主任自然是没有办法睁只眼闭只眼了，就要左右逃课的学生到他的办公室去交代情况。自然我们也不是生油的灯，于是几十号人就约好，在课间十分钟的时候，就集体把办公室塞得满满的，准备认错。最后是以大家急急忙忙写下自己的家庭电话而不了了之。

高三文理分科以后，学校就有多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。

文科班的男生说：“你们理科班的女生长得真丑！”

理科班的女生说：“你们文科班的男生长得真挫！”

作为全校当仁不让最聪明的一个理科班，我们就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，我们是比那群文科生聪明。

那个时候我们的英语老师请假，于是一个文科班的老师就来带课。他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班的垃圾存放地点表示不满：

“我上过那么多班的课，只有你们‘火箭班’是把垃圾放在老师讲座下面的，你们把垃圾交给老师啊？”

不过作为当时的劳动委员的我，明显是没有把老师的抱怨放在心上，一直到他走为止，我们的垃圾为止也没有变。

不过最让他无奈的就是上课说话问题了。一个特别不能容忍学生上课说话的老师，以前上文科班的时候，死在他手上的“说话者”，可谓是芸芸众生啊。

但是来到我们班，总是听到下面几里挂拉的，却总是抓不住人。后来经其他老师点拨才知道，在我们这个班里，说话、尤其是上课的时候说话，我们是不用看着对方的。即时台下嗡嗡嗡的，一转过身来，却看见大家都在认真看书、写字。也就驳为无奈了。

我有朋友纳闷：为什么你在北京也可以开高中同学会？

我说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在别的学校，分班分的快班、慢班就算不错了。只有我们学校把分班文化是做到了极致。我们分的是“特快”、“普快”和“平行”班。

“特快班”有称“火箭班”，是学校把全校前七十名集中在一起而组成的“畸形儿”。也就是因为这项政策，我的高三同学在北京各著名大学的就有二十人，以至在同学会时，我这个小北广，往往是里面最不起眼的一个了。

所以一个小型的同学会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。

记得刘伯温那句：“江南千条水，云贵万重山。五百年后看，云贵赛江南。”只是不知道，这样的共识，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被大家所共知。